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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何拥有 “受害者”意识?
日期:2018-01-02 08:32   人气:

特约撰稿/林子敬

战后70周年是日本难以逃避的“二战年”,今年来,历史问题不断在日本国内掀起讨论。4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时被追问慰安妇问题;5月中旬,日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提议各国代表集体参观广岛,被中国代表指出有意歪曲二战历史的解读;同一时间,明治维新申遗也因为涉及日本对外侵略而遭到中韩两国反对。

5月初,187名研究日本的欧美学者联名发表了《支持日本历史学家的声明》,引爆了日本人对战争认识的全面讨论。《声明》以中肯的语言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然而,这份被中韩两国认为过于温和的劝诫却在日本遭遇炮轰。

“侵略以及殖民地支配是欧美强加的价值观。他们总指责日本,却不正视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以及无差别空袭的错误,让日本政府为他们的错误埋单,欧美才应该正视历史。”日本参议员和田政宗在博客中“愤愤不平”地说道。类似的观点层出不穷。

对此,日本早稻田名誉教授、中日近代史专家依田熹家向《》指出,现在日本国民对二战的认识越来越浅薄,美化战争的势力不断增强,是战后日本人不断强化“受害者”意识、淡化“加害者”意识的必然结果。“有时候时间并非解决问题的良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年,但是日本大众对于战争的认识距离客观越走越远了。”

错过最佳反省时间

“1982年9月18日,那一天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51周年,我在《朝日》文化版撰稿,呼吁将日本对亚洲发动战争的9月18日设立为纪念日。这一天应该成为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反省之日。”早前过世的日本近代史权威藤原彰,生前在《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一文中回忆道。

呼吁设立“加害者反省日”的后果可想而知。藤原事后自嘲,可能因为文章发表在左翼色彩的《朝日》,招致很多人写信反驳甚至恐吓他,一部分人向其所在的一桥大学校长甚至文部科学省提出抗议:“日本人为什么是加害者?战场杀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决不能让藤原彰成为国立大学教授,应该立马开除。”

依田熹家对藤原彰描述的情景深有感触,但他认为日本人对于战争加害者意识的淡薄并非2000年后才出现,也非藤原提到的上世纪80年代,而是一向如此。“日本二战后所处的环境和德国不同,没有被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直到今天,谁在战争中负有责任的争论仍然持续,责任在于天皇、军部、政府、国民还是媒体?这一问题在日本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日本人而言,对二战的纪念从8月6日的广岛核爆纪念日开始,在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达到高潮。这期间,以政府主持的纪念仪式为首,媒体会报道涉及二战的内容。即便是收视率极高的日本甲子园高中棒球比赛,也会中断比赛为逝者默哀。

藤原彰称,虽然天皇和政府在8月15日都会提到日本对亚洲诸国造成的苦难,但是纪念对象其实还是日本战死者,“310万日本牺牲者”必定会出现在天皇和政府的谈话中。“8月15日叫做‘终战纪念日’,字眼之间隐藏着一种意图,即在天皇的‘圣断’下,二战结束,日本人终于迎来和平。”

战争结束时,日本国民忍受着失去亲人以及在废墟中忍受饥饿的煎熬,当时他们为终于结束的战争而停歇喘息,根本顾不上被日本侵略的亚洲诸国国民,意识中没将自身与加害者发生关联。

“内在缺少反省因素,又没有外界的压力,错过最佳反省时间导致日本国民在历史认识上有了较大的‘可塑性’。”依田说。

受害者意识:和平主义的基石

1952年《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后,包括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在内的日本各级战犯相继被释放,很多人重新回到政界。这些活下来的政治家以及官僚们主张“日本的战争性质并非侵略”、“日本没有作为加害者的事实”。为了逆转日本对战争的评价,他们开始美化战争,在政府工具之下“塑造”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

据依田回忆,《媾和条约》生效后,出版界一时出现战争传记的热潮。一些前参谋或者前飞行员回忆战争中的“遗憾”,感叹“如果当时那样做,日本就能够胜利。”这些有意美化战争、阅读带入感强的“秘史”屡屡登上畅销书榜。

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出现了反战运动的高潮。“但这种思潮基于国民的受害者意识,”藤原彰表示,“除了战死者、原子弹和美军空袭等战时惨事外,几乎所有国民在战后都受到通货膨胀和饥饿等折磨。因而呼吁战争带来的惨痛能够引起共鸣。”

依田补充称,受害者意识被强化的多种因素中,“唯一受到核弹攻击的国家”这条最为重要。这种集体记忆被构筑,成为对自身战争责任以及战争犯罪的免罪符。比如,广岛和平纪念馆基本只接受与广岛核爆相关的和平反思,而不会将这一日本人受难的“结晶”升华到全世界人民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

战后出生的学龄儿童在轻视现代史的教育下对二战的认识趋于零。藤原曾在一桥大学任教几十年,他表示当讨论到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时,大部分学生竟然表示初次得知。在战争的历史传承上,战争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没有在战后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充分地传达。

日本历史教育的现代史部分在中学阶段也被有意回避。据悉,教科书中“日本史”的内容从原始古代讲到明治维新初期就结束了,此后的历史被归入“现代史”。但大学招生时,出题范围并不包括后者。

“这些文教政策为文部省制定,他们将现代史在日本史的分量中减轻,甚至将日本史作为选修科目,其背后不希望学生们接触现代史的意图昭然。学生在休学旅行(实践)时,广岛、长崎多半又是旅行的候选地,先辈受难的细节也不断塑造学生的受害者意识。”藤原彰说。

日本否定侵略进入新阶段

日本人战后在《和平宪法》的熏陶下,对和平的热爱毋庸置疑,但这种理念几乎只源自受害者意识。“当日本人和中韩等国家民众在一起、阐述大家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时,即便日方再呼吁和平,中韩国民在感情上也接受不了。”日本某大报社资深政治编辑池田信向《》表示。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外战争受害者陆续上诉日本法院要求赔偿,日本是否是战争加害者的争论卷土重来。此外,战后50周年的时间点也提供了一个契机。1993年日本诞生了战后第一个非自民党政权,新首相细川护熙公开表示日本在二战中发动了侵略战争。细川和另一位非自民党首相村山富市对日本侵略历史向受害国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绝不道歉的死硬立场,改善了政界的形象。

“细川虽然引发了关于日本战争性质的争论,不过后来他在政治攻击下对自己的发言做出偏向右派的修正,竟然称‘日本是加害者的政治土壤在90年代已经消失’。”据池田信介绍,虽然自民党的田中、金丸、竹下等派阀在历史问题上反省色彩很浓,但是却不会在国民面前强调。

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国会要对日本的战争性质做出决议。国会讨论中,“日本在那场战争中出于自卫”、“没有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是公娼”等战争美化论以及军国赞美论频繁出现,“这些观点不仅仅属于右翼分子,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以及一部分媒体都如此高调主张”。依田说。

池田信也表示,如今错误的战争描述越来越多,政府和企业经常为了顺应当时的环境进行一些大而化空的反省,细节上的检证只有在学术圈内部进行。“相比之下,战争美化论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

近年来,日本否定侵略的方式也发展到新阶段——过去面对指责时一般以“没有证据”或“少数不足以定性”予以否认,现在则出现了对抗性,比如用韩国人在越战中的行为反击韩国的指责,或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反击欧美舆论的批评。

截至5月20日,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天数加上其第一届任期,已经超过曾任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成为二战后任期第六长的日本首相。安倍在5月20日国会的党首辩论中,拒绝明确承认《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这种态度遭到其他党首的批评,并或引发日本新一轮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

“类似安倍这样的政治家在增加。虽然批判安倍的人不少,但总体来说媒体言论整体右倾。更严重的在于,日本国民正在经历世代更替,对以及亚洲感到抱歉的日本人均已高龄或者去世,讨论战争责任的氛围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池田信不无担忧地说。

(应采访者要求,池田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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