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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卡丁车星陨ht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
日期:2017-12-23 13:12   人气:

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的学术体系,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文界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晚清文人思潮到女性生活,是一条有点有面的清晰脉络。

她于1995年出版的《晚清文人妇女观》、2004年出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以及今年初出版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构成了“晚清女性三部曲”。她在激流涌动的晚清里,借助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资料库”,发现了五光十色不同于正史言说的历史细节,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个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时代,并向今人展示,在救亡图存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各种新思潮、新境遇、新问题、新文化产生与交融的过程。

将女性问题作为“重新发现晚清”的切口,通过史料搜集,择定真实的女性个案,并将历史现场还原,是夏晓虹的研究特色。最新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展现的是晚清女性启蒙中的若干侧面:中西女性典范的比较、化的女性启蒙手段,以及民族主义与女性解放的关系。

从19世纪末到“五四”前后的二三十年间,由梁启超等晚清文人所致力输入的以欧美、日本为主体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如何抵达并影响下层民众,与旧有的传统女性文化意识相碰撞,进一步开启晚清女性国民意识之启蒙?“晚清女性三部曲”给出了系统的答案。

新时局: 民族救亡与女性启蒙的统一

记者:晚清作为“近世巨变”的历史阶段,当时文人最典型的心态和思潮是什么?为何说梁启超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作用?

夏晓虹:对应晚清所遭遇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文人群体忧心国事,越来越明确地转向救亡与启蒙的思路。在这里,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甲午战争,在抵抗列强的多次战事中一再失利,赔款割地,让知识者深受刺激。当然,救亡和启蒙都可以有不同形式。

梁启超在其中脱颖而出,主要还是由于他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中,及时发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心声,即要求“变法自强”。梁启超认定,一定要变,区别只是“自变”或被他国侵占、分割而不得不变。他指出的最上策就是学习日本,以“自变”求“自强”。从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到戊戌政变发生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新民说》等系列政论文,旨在“开通民智”,在当时激起了极大反响。虽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改良派,但他那些接引西学、改造国民性的论说,对现代思想的传播、国民的培养以及制度的建设,都具有奠基的作用。

记者:为什么说晚清女性的进步与文人的推动密不可分?女性进步的出现在当时的意义何在?

夏晓虹:就实质而言,女性在近代发生的种种新变,其实都来自西方的启示。无论是呼吁放脚,还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最初的提倡者与实行者都是在华西人,特别是其中的传教士。其立论有宗教情怀,但也有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包括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接触西方文化,掌握了文字的晚清文人自然具有优势。在传统中,女性只有极少数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因此,晚清启蒙以男性文人为主力,尤其在女子化教育刚起步的阶段更是如此。

晚清的女性启蒙,同样以救亡为最大动力与目标。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肯定,占人口一半的女性都是“分利”者即消费者,而不是“生利”者即生产者,国家自然会衰弱。因此,需要向欧美及日本学习,让女子读书,具有知识和技能。所以,女性状态的改变就和国家自强以至民族复兴发生了密切关联。

记者:在晚清文人群体里,为何会出现柳亚子这样的人物,为了提倡男女平权,有时甚至提高女性、放低男性?

夏晓虹:原因有很多。从历史上追溯,明季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的“男降女不降”之说,使得在民族大义面前,女性比男性更具道德优势。在具有反清革命立场的柳亚子等人那里,这一点很容易获得认同。而女性在历史上实际的弱势地位,无法成为主导,反而使她们免于罪责。晚清的男性革命文人对此也多有正面肯定,如金天翮在《女界钟》中赞扬的,女子“无登科中式之谬思想,恶气味”,因此适宜担负幼儿的家庭教育,但真实原因是由于女子被剥夺了基本的受教育权。

这些发掘女子种种优点的努力,在当年也是为了激励一向被“男尊女卑”观念与习俗压抑的女性,使她们勇于争取平等权益,自立自尊。同时,表彰女性本身也是为了充当男性的镜鉴,引发男性反思。更不可被忽略的是,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使尊重女性成为文明的表征,历史记忆也被激活与重构。

记者: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你为何单列一章,强调满汉矛盾在女性个体命运的影响?民族主义与女性启蒙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夏晓虹:满汉矛盾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我追踪满族妇女惠兴为兴办女学而自杀及其后的反响,其实是想以此关注一向被忽视的满族维新人士的变革努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就改变女性的奴隶地位、获得解放而言,民族革命与女权革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不过,女权革命更强调女人是男人的奴隶,民族革命更看重汉人是满人的奴隶。这样,在两个革命合于一手的柳亚子说来,就会以“双料奴隶”指称女性。而激进的女权论者也很容易认同反清革命的思路,实际是将平等推行到性别、民族等一切身份领域。当然,温和的女性启蒙者在晚清未必会走到民族革命这一步,他们会更致力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平等。

新气象:振兴女学,提倡女权

记者:晚清的女性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你的书中为何重点关注解放天足、开办女学、办女报、自由结婚和组织女子团体?它们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和价值?

夏晓虹:这些都属于晚清女界新气象,这五个面向是晚清女性生活状态发生根本变化的突出表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体两面。

女子缠足与男性畸形的审美观相关,也符合《礼记·内则》的传统规范,要求禁锢女性于家庭中。所以,女性解放从身体开始,就必须推行放足。获得了行走便利的女性,还要接受现代学校的教育,才能成为有用之人。这里,女学堂在所有晚清女性生活新气象中,处于核心位置。梁启超所谓“妇学”,要博古通今,“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弱强之理”。如此,自然需要进入取法西方学科体制建立的新式学堂。也可以说,直到晚清才诞生的女学堂,一落地就具有了现代性。

而女报在当时最主要的读者群正是女校师生,晚清女报属于课外辅助教材,也对未入学女性进行教育。女子团体往往也是女学生或女教师所发起,带有互助、共学与群体政治参与的性质。甚至晚清开始出现并流行一时的“文明结婚”,多半也发生在新学堂的男女学生之间,正如秋瑾所说“学堂知己结婚姻”。经由新式教育奠定了人生基础的一代新女性,其思想风貌、知识才能已与传统才女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才能融入并构成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国民基础。

记者:以女学的创办为例,私学的出现对官学有多大冲击?女学堂为何在“中西合璧”的教学理念下还要把尊孔放在首位?相比后来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民国,晚清时期的女学对于传统的扬弃以及西学的提倡,有何异同?

夏晓虹:如前所说,在古代,只有少数文人士绅家庭的女性,可以由父母或请教师在家中教读。因此,化的女子教育是从晚清起步的。第一个阶段的教会办学后是民间办学阶段。女学堂就是第一所国人主办的女子学校,发起人和捐助者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最活跃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康广仁、张謇、黄遵宪、谭嗣同等。主事者经元善是上海电报局总办,所以也有一大批绅商参与其中,如郑观应、严信厚、盛宣怀等人。

以女学堂为开端,民办的女学堂数量越来越多,迫使清朝学部不得不将女子教育纳入体制,女学逐渐合法化,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就是例证。

女学堂沿袭了惯例——即无论私塾、书院还是各级官学,一律供奉孔子牌位或画像。也有意区别于西人在上海所办的女学堂,表明其国人自办、具有色彩的文化身份。而从策略上考虑,采取尊孔的立场,也可以部分消减对兴办女学的巨大阻力。当然,在晚清大部分女子教育提倡者那里,尊孔本来就是一贯的立场,输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只是为了补助传统文化之不足。

不过,女学突破了历来对女性的约束。平等、自由、女权等新观念随着新教育的展开而影响日深,最终和儒家主导的传统意识发生剧烈冲突,“五四”新文化必然会出现。而且,在晚清那里本来是碍于传统势力做不到,并不能肯定为完全自觉的选择。比如,维新派人士江标反对使用《女孝经》《女四书》这些传统妇德读本,但女学堂还是使用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女学教材。

记者:本书独特的学术价值之一,是你从晚清的报章、杂志中觅得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其中,晚清女报在引领“女权”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回到历史现场来看,当时的女报相比其他报纸,有什么不同的侧重点?

夏晓虹:晚清女报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女学堂师生,包括女界全体。因此,与其他报刊不同,女报中基本都设有“演说”、“演坛”或“白话”栏目,专门刊发白话文,适宜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阅读,或者刊发演说稿和演说的底本。另外,“唱歌”栏可以应用于学堂教学,也可以在女界中普遍传唱。总之,晚清女报所显示出的总体趋向,可以用“振兴女学,提倡女权”这两个重点话题来概括。

晚清女报对于女子各项权益的论述相当具体,比如女子的人身自由权、教育权、经济权、婚姻权直至参政权,等等。当然,此类“女权”乃是基于“天赋人权”的理念而提出的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不缠足、办女学堂、女子实业教育、文明结婚等女界新气象是一致的。而这些关注女性命运的女报论述,很多又是出自女教员、女学生或家庭妇女之手,表述更贴近女性心理。十几岁女学生写的《女权为强国之元素》和《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虽然可能是命题作文,也足够让人惊喜。女报的“记事”(、记载)栏目更展示了女界的诸多新动向。所以,要了解晚清女性身心变化的细节,女报确实可以提供最丰富的史料。

记者:为了宣扬“世界现今公共之常识”,晚清文人用了多种方法,比如《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中提到了乐歌的启蒙。传统儒家同样将音乐视为教化手段,而且是针对普罗大众,并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和士绅阶层,你以为乐歌相比女报和女学,对于的影响有多大?

夏晓虹:女报的阅读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准,女学则对经济能力还有一定的限制,相对说来,乐歌在文化启蒙方面所要求的成本最低。音乐启蒙因此在学堂之外,也非常重视在妇女教育中发挥作用。相对于学堂乐歌,这些面向女性大众的歌曲,更多采用了民间小调,即所谓“时调”的曲谱,在旧的旋律中,加入新的思想,更易于传唱。

最典型的是学堂乐歌创始人沈心工创作的《缠脚歌》(又名《缠足的苦》),采用了民歌《梳妆台》的曲调,是对晚清不缠足运动最体贴的表达。这类“时调唱歌”自然最符合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乎乐”的古训,所以晚清不少知识精英热心此道。

新趋势:强调女子的自我完善

记者:按分层的观点来看,是否可以认为,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士绅阶层的女性中间?这些变化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民间?

夏晓虹:民间是与官方对应的概念,也包括了士绅阶层。在传统结构中,士绅阶层处于民间的顶层,可以沟通上下,因此士绅群体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的走向。在晚清这个转型期,特别值得关注。

就读书来说,传教士最初办的女校为了吸引学生,可以免学费,甚至给一点补助。但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从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女学堂开始,尽管学费低廉,总还是要付的。加上饭费和住宿费,这些开支自然会对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有相当要求,偏向士绅是必然的。何况,晚清国人最初对女子离家就学多半还是持保守态度。像1902年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担任首任校长,第一批学生都是发起人的眷属。可见当时办女校的阻力之大,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女学生基本来自开明士绅家庭。至于缠足,本来也主要是针对士绅阶层女子的束缚,由此代表了一种等级身份,也关系到她日后的婚嫁。

当然,有些改变,比如缠足,可以获得官方的支持,因为满族是马上民族,女性是不缠足的;满清王朝从入关之初也一再申令禁止缠足。所以,缠足所要面对的,主要是汉族深固的民间习俗。而对于女学堂,清廷则有一个从反对到被迫接受的过程。无论如何,一旦有官方力量的介入,便可以抵达下层,从而形成全民意识,女性的改变起码因此而加快了速度。

记者:你说过,晚清文人对女性的叙述与史实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晚清文人中的女性文人对女性的叙述,是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夏晓虹:理想和现实间是有落差的,这个“缝隙”无论对男性文人还是女性文人,都不例外。以组织女子团体为例,当时很多女性对此充满了热情。但即使发表了宣言和章程,社团仍然可能并没有成立。比如,天津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吕碧城发起的以“研究女子教育”为主旨的“女子教育会”,云南女子张雄西发起的、立意在拯救因贫困而卖身女子的“女界自立会”,都是如此。

而且,先进者永远是孤独的。特别是晚清提倡女权的先驱,如1901年发表《拟上海女学会说》的女学生吴孟班,已经在大声呼唤“女权”,并预言20世纪的,“女权、女学”将成为时代新机、文明进化的表征。不过,先进者聚集在女报上激情发声,不代表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是,道路已经指明,所以晚清先驱者对妇女的论述,获得了永久的历史价值。

记者:当时的“女权革命”与西方女权革命之间的重合度有多大?尤其是作为进步代表的女性文人,比如秋瑾等人,是否都存在着被男性启蒙者的思想同化的问题?

夏晓虹:我这里重点谈一谈晚清所接受与理解的西方女权革命的内涵。晚清对于西方的女权论述,真正翻译介绍进来的其实很有限,据我所知,主要的文本就是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与他在《弥勒约翰之学说》第二节《女权说(附党人女权宣言书)》的译述,两篇文字加起来不过1.1万字。其他论说都只是再加演绎和发挥,并非西方原始的思想文本。当初对西方女权思想的追步,因此主要集中在党人、实为第二1891年提出的妇女的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与人民权(公民权)的完整获得。

晚清最系统的女权论著是金天翮的《女界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金天翮看来,19世纪欧洲女权运动的成果,就是当下女权革命急应实现的目标,即教育权、经济权、婚姻权以及具有特色的人身自由权的取得;而西方女权运动正在争取的参政权,以及西方女性已有、而尚无的公民权,则属于第二阶段的任务。但无论如何,西方19至20世纪的女权思想成果,都要在20世纪内一并移植到。

记者:回到历史现场,晚清的女性国民典范与后世的民国提倡的典范,差别在哪里?尽管有诸多进步因素涌现,晚清妇女是否真正形成了一股有影响力的力量?

夏晓虹:晚清的女国民还在一个发生、养育的阶段,自然不可能像民国年间的女性那么成熟。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目的不再那么单一。晚清的妇女论述也会强调“自立”,但依托的是救亡思路;胡适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更强调以“自立”为目的,而在解释“自立”的意义时,最重视的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也就是说,女子自立不只是救国手段,也应以个人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相对于晚清,这无疑是一种新思路。

当然,除了女性自身的知识储备、政治经验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制政体尚未改变,女子的职业也有很多限制,这一切使得晚清女性不可能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但进入20世纪以后,女界在历次政治风潮中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使她们的声音与力量逐渐加强,这也为民国以后持续推进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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